你的一天，有多少时间是坐着的？
我们大多数时候不是坐着就是躺着，却很少真正去观察身下的那把椅子，或者沙发。
沙发可坐可躺，它也因为材质和结构，能记录我们坐过的姿势、躺过的角度。但也有人很久都没有一个沙发。我们那位每次使用随机笔名的作者就是其中一位。她租房时遇到沙发，用防尘布蒙起来，像对待一件不需要的东西。后来她买了一个四人座的长沙发。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电影《刺猬的优雅》（2009）剧照。
接下来，是她的独白：
我买了一个沙发。
这件事再普通不过了。
但如果我家的其他家具像动画片《美女与野兽》那样会说话，它们一定七嘴八舌地炸开了。“那个人买了沙发？”“什么？不可能！十多年了，她都没有用过沙发！”
走出校园真正开始独立生活的这十多年，我住的地方没有沙发，租房时即便有，我也会用防尘布把它蒙起来。拥有一个小沙发这件在大家日常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事，在我的生活里，来得很迟。
我直接买了一个四人座的长沙发，没给它装脚凳，这样万一我在沙发上睡着了、滚下来，也没事。我躺在长着一对猫耳朵的低矮沙发上，时不时揪一揪猫耳朵，再看看窗外的蓝天。原来有个沙发，这样好。
这么好的沙发，怎么现在才拥有呢？
撰文｜九斤白猫掌
我的硬骨头与坚硬的生活
我有一大堆理由，先讲一个最可爱的。
我刚开始租房生活就收养了两只流浪小猫。沙发被小淘气们搞过破坏，交过一笔价值不菲的罚款。此后不管带着猫咪搬到哪里，我都尽量选择没有沙发的家，默认居家空间是坚硬的。
若描述一下坚硬，就是，当我有能力自定义一个小家时，我选的坐具是木椅、塑料凳、藤椅。它们简洁光滑，若有点浮尘或猫毛，用掸子挥一挥就干净了。缺点也很明显，硌屁股，所以在家无论坐在哪里，坐久了，我都要像不倒翁一样以屁股为中心前后左右摇一摇。
即便如此，我也没有想过买沙发。
我很能忍，我很小就擅长坚硬了。读大学时，寒暑假往返于浙江与山东之间，我坐的是一辆开起来轰隆隆响的绿皮火车。那时买票是山东老乡学长统计学弟妹的需求后，带着小马扎凌晨去车站排队买。无论是买到上、中、下硬铺还是硬座，我都很感恩，对于坚硬没有挑选的理由和余地。
我的青春伴随着坚硬，但我的硬骨头从小就成型了。小时候的我就觉得自己的骨头挺硬。那时生病打屁股针，很疼，我总是怀疑护士把针扎进了骨头里，而我的骨头似乎在本能地对抗，我因此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副硬骨头。我有过胖嘟嘟的时候，但上小学后，身上的肉就没有那么多了。当我因为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是和父亲不同的想法而被打时——那个年代，父母打孩子不是个好事，但是个常事——无论是屁股、脸，还是肚子这种肉多的地方，我都觉得那巴掌或那一脚越过了肉，直接打在了我的硬骨头上。
这副硬骨头最不对付的就是我家的沙发。小学一年级，当我能觉察到大人的情绪，有了小孩子不为人知的喜怒哀乐时，父母的关系恰好抵达了在鸡飞狗跳中全面崩坏的阶段。这个阶段贯穿了我的童年、青少年和青春。我的硬骨头稳稳地卡在其间，也具体地卡进了沙发里。
明代唐寅《桐阴清梦图》局部。
我家的沙发是老式沙发，两小一大，一套组合。底座是带孔洞的藤编，扶手、靠背、坐垫都是海绵填充。上世纪90年代，各地都流行沙发巾、毛巾被。为了防尘，它们披上了猛虎下山图案的黄褐色沙发巾。我妈把它们披得很平整，中间部分紧紧塞进坐垫缝里固定，让沙发看起来像几个妥帖的方块。我大学军训时候叠被子就是照着这个印象叠的。
我家的沙发巾总是那样紧绷、妥帖。因为家庭关系不和谐，很少有父女、夫妻靠在一个沙发上窝着坐的时候，我们从不会弄乱沙发巾。二年级时，我妈坐在单人沙发上，屁股只沾一点点地坐，问学着同样的姿势，坐在隔壁单人沙发上的我：“如果离婚了，你会跟着谁？”她忍不住抽泣，我并不是很理解，但也努力地给出了答案，像是考试时即便不会也必须写点什么。到了五年级，父母还没离婚，可我处在家庭将要分裂的恐惧中已有多年。我也习惯了用屁股只沾一点点的方式坐沙发，仿佛如果我彻底瘫进沙发，就会陷入某种我恐惧的境遇里。
初中时，我对情绪有了更加不为人知的敏锐。有段时间，我明确地知道，他们又在整理关系了，虽然两人都从未和我说起。一天傍晚，在我妈刻意走出家散步时，我爸和我各自坐在那一对隔着茶几的单人小沙发上。我以为他要和我说离婚，再一次问我“你要跟着谁”。但我等了十几分钟，他并没有说什么。
漫长的等待里，我的屁股只沾了一点点沙发，我的所有却都已经深陷沙发里了。
我对沙发的记忆，一大半与不和谐的家庭关系纠缠在一起。读大学时，我对日漫《虫师》感同身受。在动漫的设定中，人的欲望、不甘、恐惧、贪恋等情绪会化成一种特殊的生灵，“虫”，藏进眼睛、耳朵等身体器官，或是枕头、书本等物件里。我也有“虫”。一个高敏感的小女孩，从小就懂得不安、动荡、失去，琢磨出了亲密关系中的晦暗与纠缠。它们汇集成“虫”，在藤编孔洞里钻进钻出，在把沙发巾绷紧的那条缝隙里藏得又密又深。
电视剧《老友记》第二季（1995）剧照。
对我来说，沙发不舒服。沙发很柔软，但我不知道也没有学会如何抛却那些不好的记忆，去好好承受这份柔软，反而，把“虫”塞了进去。我时常觉得沙发上有个伤口，在我的成长中反复感染。我在情绪上的早熟与在人际关系上刻意的晚熟，都与之有关。我是个很愿意长大的小孩，也不喜欢回忆过往。好不容易长成了大人，我不恋家，也不贪恋那些人们认为一个家里该有的东西，比如，一个舒服的沙发。
我读大学期间，我家搬过家，藏着“虫”的沙发更迭成了那时流行的红木座椅。它很雅致，加上坐垫，看起来也像是沙发。那时，父母的关系已缓和不少，但我仍心有余悸。有一次，我和我妈在“沙发”前的小茶几上烫火锅，我爸回来，两人之间反应很冷淡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，冒着热气的火锅会不会被我爸掀翻？丸子会不会连带着一锅热汤扑向像沙发的座椅，甚至，它会弹一弹。
结果并没有。可我像个被蛇咬过的人，对沙发乃至看起来像沙发的东西，在特定条件的刺激下，比如冰冷的言语、负面的情绪传递，仍忍不住产生灾难化的幻想。它们总会和爆裂、喷溅、碎片联系在一起，不留情面地将我拉回到小时候看过的某一场争吵。
“虫”还在，别人觉得蓬松、柔软的地方，我却觉察出幼小的我创造出来的“虫”，软弹的每一个气孔里都残存着压抑的气息。我一直有一个困惑，幸福家庭里的沙发真的会很舒服吗？人瘫着的时候，能感到幸福吗？就像快十年前流行过的“葛优瘫”，它来自和我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的家庭，哪怕是影视剧里虚构的家。每次看《我爱我家》，看到和平坐在沙发上打毛衣，小凡坐在沙发上扯闲天，我都很向往。但这份向往和我对个人生活的规划自动隔离开来，导致我从来“没有想起来”在自己的小家里安置一个沙发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在最该建立心理依恋的时期，我没有建立起充分的依恋，无论是情感上依靠一个温暖的家庭，还是生理上依靠一个柔软的沙发。
电视剧《我爱我家》（1993）剧照。
秋千，椅子，荡起来的人生
我不打算过多渲染小时候的遗憾和家庭带来的创伤，我要飒爽地拐个弯，讲述我在另一条道路上的快乐和勇敢：我从小到大对于秋千的喜爱。
我没有一个能承载起敏感心思和欢乐童年的沙发，但这个世界上，有人创造了秋千。这个人创造秋千，可不是为了让人在上面安稳、柔软和舒适，而是让人在摇摇晃晃中获得快乐和自在。人在秋千上忽上忽下的感受，恰恰是横贯在我人生早期最浓郁的情绪。所以，我在秋千上如鱼得水。
小学时，我参加过一次在儿童乐园的小学生聚会。几个小孩子互相帮忙推秋千。轮到我了，推我的女孩用力过猛，秋千一时荡得太高。我没抓稳，被甩到地上，像小狗一样猛冲向地面，手掌、手腕和膝盖都搓破了皮。我至今仍记得身后女孩惊讶的表情，因为我爬起来后不哭不闹，跑回去喊她继续荡。
多年后，在作为一个成年人受挫的某些时刻，我偶然地回忆起这个场景。那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小游乐场，烧烤城中划出了一片地，大约是为了让大人们安心吃吃喝喝，才给孩子们造了个地方玩。地面不是草坪，而是坑坑洼洼的土地，摔倒搓破皮的同时，也会把胳膊和衣服弄脏。那个摔倒在地上的小女孩有充分的理由哇哇大哭，但不知是出于一个孩子的玩心，还是很想快乐的本能，她就那样爬起来，跑回去，继续荡。我忍不住赞叹，她实在是太有创造力了。她在一个并不快乐的压抑童年里，用天生的敏感承载起了许多只有自己知晓的忧愁，同时，在对她而言巨大的不稳定中，小小的她竟然找到了快乐。
后来，她成长了我，一个不怕变化、不追求稳定的大人。毕业之后，我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正式，只是在西南县城的一份短期实习。一个人坐上要开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，去见不认识的人、接触并没有十足把握的工作，我不害怕。如今，到了中年，我经历了几轮摔倒、爬起，心底始终有当年那个小女孩荡秋千时的勇敢，也延续了对于秋千的喜爱。散步时，遇到秋千，我还是要荡一荡。现在的秋千比我摔下来的旧秋千要好看得多。不久前，我荡过的那个秋千架是云朵的形状。我在一朵云之下荡了秋千。现在的我更会荡秋千了，用双脚和核心力量带动它，不再需要别人帮忙。
散步遇到的秋千：云朵秋千和“其他垃圾”秋千。九斤白猫掌 摄
除了秋千，我对椅子也情有独钟。毕竟，它是沙发的功能性替代品。我喜欢椅子舒适的弧度，不那么贴近，不评判，不审视，只给我最简单的支撑。在一些被孤单和迷茫席卷的人生片段里，我总是喜欢去家居商场的餐椅卖场。那里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椅子，我会挑着顺眼的挨个坐一遍。我甚至为在卖场里对视过的椅子们写过小诗，感谢它们静静地凝视我，不打量，不期待，不催促。
这样的时刻，我会回想起过往迷恋过的椅子。它们大都不在我家里。二十多岁时，我曾在广东乡村工作，走家串户地与村民签订水稻种植的合作协议。村子里大多数男人姓黎，对我来说，都要叫一声“黎哥”。我看上了某一位黎哥家的椅子，它有着暗沉了的朱红色以及很舒适的斜度。它一定比不上今天各种级别的人体工学椅，但每次我坐上去都觉得很舒服。上世纪90年代一群湖南木匠来到广东的连山县，打出了许多把这样的椅子。我那时总做回收旧椅子的白日梦，可惜当时没有能安放它的家。
在贵州偶遇一家老药铺的旧椅子（左）、台江县苗绣博物馆的旧椅子（右）。九斤白猫掌 摄
前两年，我在黔东南台江县苗族刺绣博物馆又看到了一把朱红色旧椅。工作结束后，我立马跑过去，酣畅地，安静地，坐了好一会儿。我也喜欢看街边面馆择菜的阿姨、看铺的大爷坐的老椅子。那些椅子介于“嘎吱作响”和“尚能载人”之间，只有熟悉它的人才能找到最舒适且安全的位置。
我对这些老椅子有些不恰当的痴缠，知道不该去打扰，又忍不住想看。我不知道我在迷恋一些什么。或许是我觉察到，它们有人与物磨合出的专属舒适，又或许是我潜意识里在期待，我也能在某个时刻打磨出我与物的特殊关系。
偶遇的座椅。九斤白猫掌 摄
斑斓的柔韧，
欢迎光临我的生活
老实说，最近几年，我开始主动去接触柔软了。说主动，实则被动，因为不再青春的身体强行要求我拥抱柔软。比如，中年人足弓老化，我总是希望脚下的鞋子软硬得当。我开始因为舒适的脚感爱上了去博物馆看展览，静音的加厚地毯踩上去真是踏实可亲。
沿着这种趋向，在软与硬这道人生题目下，我有了一次不期而遇的收获。
三年前，我前往宁夏盐池县进行滩羊毛相关的非遗技艺采访。盐池以滩羊养殖为主要产业。这条产业链的下游是羊毛副产品加工，当地人用滩羊毛织造毛毯的传统由来已久。冬暖夏凉的毛毯是长途司机车上坐垫的首选，也是人们婚嫁时喜床上必备的铺垫。但随着现代替代品越来越多，这份传统产业好不容易才在时代转型中赢得了喘息，形成了以大厂为核心、大小作坊星点相随的局面。
我去拜访一个在民居老院里的小作坊。一些中年妇女会在这里织造小型毛毯，再交由大厂统一加工成品。老院由红砖垒砌，样子破旧，一走进去，人就能听到叮叮当当的声响。女织工坐在高大的四方织机下，像坐在彩线交织成的轿子里。纺锤状的线团吊在织机顶上，有的像银白色的月，有的像靛蓝的夜，合在一起又像是悬在轿子顶上的一圈气球。在这一抹杂乱的斑斓中，我看到了毛毯最朴素的制作过程：刚柔并济，叮当作响。为了让毛毯更密实，在经纬交织的节奏之外，织工会用铁凿反复捶实已织好的部分。因此，在织机的“嘎吱”声里，还间杂着“哐当”的捶打声。
房间里悬浮着一些浮毛，它们落在任何一个角落，也落在了织工王姐身上。为了防尘，她裹着头巾戴着口罩，双手戴着粗棉线制成的白手套。因反复使用铁凿，这副手套磨损得很厉害。我和王姐坐在同一条长凳上，在哐当作响的间歇，聊些织毯的日常。我脑袋里反复浮现那句“千锤万凿出深山”，然而王姐凿出的成品并不萧肃。我用指腹去摸压过的毛毯，凉凉的，软软的，又很厚实。
那一刻，叮当声停下来，浮毛仍在悬浮，而我意外地和人生中有过疙瘩的“柔软”这个议题和解了：去追求柔韧吧，生活凿出的那种有骨有肉的柔韧。
偶遇的座椅。九斤白猫掌 摄
从院子走出的我，在接下来几年里练习着更从容地去理解软与硬。
我养的小猫很柔软，在因猫舍弃沙发的日子里，我时常抱着它们坐在小板凳上，搓着软弹的爪垫感受柔软。猫只有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才会变坚硬。我养的小猫，软过，硬过，它生命的柔软与坚硬我都经历过。
我童年里的一些记忆很僵硬，父母的关系僵硬，不避讳我吵架时砸在地上的东西，包括它们碎掉的模样都很僵硬。然而他们各自对我的心整体上仍是柔软的。小时候的我故意坚硬。我把我那些感知到的大人的负面情绪，秘密地封闭在了一个黑盒子里，盖紧了，再加压，搞得自己十分疲惫。然而当我逐渐长大，尤其是如今的我已长过了那对失和父母所处的年纪，我变柔韧了，柔韧到能够作为一个长大了的女儿，包裹起一对年轻父母在不成熟的年岁里那一地鸡毛里的破碎。
当然，我没有忘记那个喜爱荡秋千的小女孩，她提前为我荡出了柔韧的幅度，让我敢去面对人生的不确定性，并笃信其中也有快乐。长大后的我不会为了“稳定”，去刻意追求不喜欢的工作、婚姻、家庭。我有很多说走就走的告别，也因此有了属于我的辽阔天地。
如今，我坐在新买的大沙发上，全身舒展，体会着属于我的，迟到却恰如其分的柔软。安置好它的那天，我在沙发上很兴奋地睡了一晚，做了许多断断续续的梦，并不一定是美梦，但醒来后很开心。一个刻意坚硬的人，曾经对沙发像豌豆公主对几十层被褥下的那颗豌豆那样耿耿于怀，如今，我也能从容地讲述一个关于柔软的故事了。
所谓人生应有的某些东西，某个年纪应该做的事，其实，未必那么固定。如果你拒绝，如果它来迟，那便不必着急，也不必刻意，不必一切都那么顺利。它们也许会在更恰如其分的时刻到来，而你可以更坦然地说，欢迎光临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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